我国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是陶瓷器尤其是瓷器的生产和贸易中心，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生产的陶瓷器，通过河道运往全国各地，并大量出口海外。但关于东北地区陶瓷器的相关情况一直甚少被提及。此次“港博讲坛”第114期，我们邀请到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副院长彭善国，以中国东北地区的釉陶和瓷器遗存为切入点，为大家介绍4~17世纪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的阶段概貌。

　　中国古代陶瓷的三大研究主题是生产、流通和消费，如该地区发现窑场遗址则证明是陶瓷器的生产地，如在城镇遗址或墓葬中发现陶瓷器遗存，则证明该地区为陶瓷器的消费地，其中由生产地到消费地的流通形式，也就是陶瓷器的贸易。本次讲座主要侧重于以我国东北地区陶瓷器在各遗址的发现情况来研究当时的陶瓷器贸易，也就是陶瓷器在当地的流通和消费情况。

　　东北亚地区的陶瓷贸易可分为序曲、初兴、发展、尾声4个阶段。序曲阶段开始于3世纪末4世纪初，也就是两晋之交，由辽宁辽阳上王家村西晋墓、吉林集安高句丽遗址及墓葬及朝鲜半岛一些墓葬出土的瓷器，可以看出，当时浙江越窑系等的青瓷产品开始向东北亚地区传播，但这一时期流入东北及朝鲜半岛的瓷器数量不多，可能并不存在规模贸易。东北本地及朝鲜半岛曾以釉陶的形式，对南方青瓷进行模仿。

　　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的初兴阶段为唐至五代时期，此时唐代釉陶开始向东北亚地区传播，其路线是由唐代的营州经过渤海国，传入朝鲜半岛的新罗。除了器物的直接输入，助熔剂铅料的流入和生产工艺传播、扩展及交流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唐代对东北亚地区的瓷器贸易，则肇始于9世纪初，当时邢窑、越窑和长沙窑的瓷器逐渐开始成为唐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通过陆、海丝绸之路远播亚非各地。中国瓷器对外输出的路线，也被形象地称为“陶瓷之路”。山东半岛沿海一带出土的唐代长沙窑、越窑瓷器，为探索以登州为中心的东北亚陶瓷贸易提供了线索。载有这些瓷器的船只，应是从扬州城或张家港黄泗浦等瓷器货品集散地出港，顺长江入海，沿海岸线北上，抵达登州(蓬莱)，再由此中转至渤海、新罗、日本。登州作为陶瓷之路初兴阶段的节点，应该给予充分关注。

　　辽金元时期是东北亚地区陶瓷贸易的发展阶段，辽代其境内输入的瓷器具有多元性特征，来自邢窑、定窑、耀州窑、越窑和景德镇窑的瓷器均有发现，输入途径以贸易和输贡为主。但到了金代，却形成以定窑产品为主要输入品的单一市场格局，可能是由于当时定窑正在金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另有少量来自南方的青白瓷和建窑的黑釉瓷，或许是通过使节往来的途径输入东北地区。约从金代晚期开始，高丽青瓷开始输入中国东北，这一反向瓷器贸易延续至元代。元代东北亚地区瓷器贸易重新走向多元来自景德镇窑、龙泉窑、磁州窑、钧窑、霍州窑等的产品及高丽瓷均多有发现。其中带有“尚食局”铭文的定窑瓷器，最值得注目。

　　到了明清时期，由于以前考古工作对该阶段的重视度不够，所以资料较少，但近年也发掘出一批相关的重要文物。东北地区出土的明代瓷器主要集中于辽宁新宾赫图阿拉城址、吉林辉发城、吉林夫余砖厂明墓及黑龙江大庆洪河明墓等，时代多在万历以后，以景德镇民窑产品为主，也见有克拉克瓷器和官窑产品，民窑产品可能来自互市贸易，官窑产品或为明朝廷对女真各部贵族的赏赐。

　　总的说来，东北(亚)地区出土的陶瓷器，大多数为贸易途径输入，但也应有使节携带、贡奉、赏赐等形式流入。而既往对于东北亚地区古代陶瓷贸易关注不多，这一薄弱环节有待充实研究。在研究方面，陶瓷交流与贸易背后的内地与边地、中国与外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等背景诠释很有必要。对于陶瓷贸易落地后的消费状况，还需要上升到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