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博物馆这一概念源于西方20世纪70年代的新博物馆运动，英文名为eco-museum，在引入中国时，多被译为“生态博物馆”，其实践多见于对民族地区和乡镇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民族语言、服饰和手工技艺等，城市中的应用在国内尚不多见。

　　用开放式博物馆构建名人故居应该是开放式博物馆在城市中心地段的一次尝试，其意义在于，用博物馆的方法对名人故居的历史文脉进行梳理，解决名人故居存在的界定不清、流传无序、传承无方、保护无法的问题。　　 开放式博物馆运动源于法国，在欧洲国家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博物馆形态。它的模式也较为多样：有以社区居民为主体，保存社区记忆的社区博物馆;有以工业遗址为基础建立的工业博物馆与产业开发基地;有以保存农村自然生态为主的生态博物馆。笔者认为，与传统博物馆对静态文物的强调不同，开放式博物馆更强调对动态过程的保存与保护，强调保护对象随着社会变化而呈现的当下的状态。而名人故居同时兼有传统博物馆的静态与开放式博物馆动态这两个特征。其中，名人离开故居或名人辞世的一瞬间的形态是名人故居的定格，也是传统博物馆中静态展示的内容;而在名人在此居住前，此房屋的状态，以及名人离开后，此房屋的流传变化过程，则是开放式博物馆动态展示的范畴。在这一动态的过程中，始终呈现出建筑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不同人的思想和价值观不断交换的过程。其中，对名人故居建筑的维修是物质交换，居住者的变更是文化上的交换，而对名人的纪念活动则是名人生活时代的价值观与当代价值观的交换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无法终结的，实体建筑的消灭只是代表了物质交换与文化交换的终结，价值观的交换则始终存在于后代对名人的纪念中。

　　以此理论，首先可以规避名人故居界定不清，无法确定保护实体的问题。比如前段时间我国著名古代突厥语文学家耿世民先生故去。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对此事制作了专题片，并在《我的中国心》栏目中播出。片中讲到，耿先生一生没有搬过家，一直居住在民族大学附近的一座小楼中，而且住宅面积只有不足六十平方米。对这样一位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者，从人的角度衡量，完全符合名人的范畴，但是，从物的角度衡量，如何保护这样一座毫无特色的建筑?按照开放式博物馆的理念，可按照如下程序解决这一问题。首先按照国际惯例，在楼前挂牌，指出耿世民先生居住地，并详细指出门牌号码。其二，在住宅大门上悬挂耿世民先生右侧脸浮雕像，向前来拜访的观众和同人提示故居的意义。其三，此房屋可以由耿先生的后人居住，也可以出售。但在出售时需要指出，必须有一间房屋按照耿先生生前环境陈列，不得改变。其四，在某些特殊场合，如耿先生诞辰纪念日，故居应该向公众开放。其五，此房屋可以居住也可以作为商用，但其用途必须与文化活动有关，比如，可改造为突厥学专题书店或小型古玩店等。　　　　 这样改建与建立纪念馆相比，其优势在于：其一，不增加新建筑，不给城市用地造成新的负担。其二，不影响现居民的正常居住。其三，尽量不影响房屋产权的流转和房屋用途的变化。其四，在最小空间内，同时实现了静态与动态两种不同的保护方式。耿先生辞世的房间，做静态的保护，保留耿先生离开时的原状，而另一间屋子，则可以移作他用，但居住者应自觉保护房屋流转时的文件和相关影像资料，并对自己的居住情况(包括居住成员、居住用途、居室陈设与装修情况)定期在网站公布，并允许网站浏览者的参观、浏览、建议或质疑。两间房屋之间，静态陈列与动态的流转交相呼应。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某一时空定格的样本，后者在与前者相比，是大时代在小房间内的折射。　　 其次，以开放式博物馆的方式，可试图梳理故居保护中流传无序的问题。以往的博物馆研究，多停留在对物的研究上，研究侧重于对静态文物价值(包括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发现和梳理上，而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开放式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开放式博物馆强调在于对人的保护和收藏，这也是开放式博物馆最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较为完善的少数民族地区得以实现的原因。而对名人故居流传无序的问题，同样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进行梳理。首先，以此故居为核心建立关于某一社区的口述史档案，包括如下环节：对故去名人后代的访谈、对名人所在社区居民的访谈、对相关人物和问题的研究者的访谈。其次，进行与此故居有关的文献的梳理，包括与故居有关的房契档案、房屋产权合同、故居图纸和几次改建的图纸，以及文学艺术作品中对此房屋的描述。第三，向社会征集与此故居有关的故事、传说和相关文献或文物，一方面借以扩大故居的知名度，另一方面补充了与故居有关的素材。第四，在对文献材料和口述资料搜集基本完备的基础上，建立名人故居数据库或以数字博物馆的方式对此名人故居进行展示。一旦条件允许，可将此展览落地展示。第五，在发现新的材料和线索后，应立即对数据库进行更新，从而保证故居流传脉络的完整性。　　 这样，与现有的博物馆保护模式相比，开放式博物馆在对故居流传研究与展示方面的优势在于，它展示了一个动态的过程，展示了一座房屋与一个人，甚至是一群人的联系，由此可见一个时代的变迁。这种动态的方式，极好地发挥了开放式博物馆中信息中心的作用。它为名人故居搜集了活的资料，在口述历史中必然保存或记录了与名人故居相关的生活方式与时代痕迹，这是一般的博物馆陈列中无法解决的问题。以这种方式，为确实无法保存或已经遭到拆除的名人故居留下了最为宝贵的历史资料。记得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曾说，“文学将杀死建筑”，在城市化的浪潮中，故居的生命必然是脆弱的，当有一天，人力终于无法保存脆弱的故居时，我们还将有这样一批文献，记录了一座房屋的兴建、兴盛和死亡，这也为城市故居联盟的兴起保存了重要资料。

　　第三，以开放式博物馆的方式，在居住者的参与下，可以最大限度地解决名人故居传承无方的问题，可以尽可能地解决名人故居保护与居住的矛盾。在《城默》一书中，作者指出，名人故居之所以频频被拆迁，很大程度都因为这种老式的四合院确实无法容纳院内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要保护故居，又必然要腾空整个院落，恢复故居的原有格局。其中凸显的是居与人的矛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居，作为承载人的工具，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他们都只是这座房屋历史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对一个人的纪念而剥夺他人的居住权利，这本身是无视人权的体现。前不久完成的蔡元培故居的保护与改造，应该是解决此问题的最佳案例。在故居保护中，采取了赞助人出资、博物馆出人、居民完成维护、社区受益的方式。在不迁出居民的前提下，在面积略大的房间内完成了蔡元培生平事迹的图片陈列。由居民负责日常的展厅维护和参观接待，日常维护费用由赞助人提供，其门票收益交还故居所在的社区。这一模式，可以在由居民占用的故居内推广。其关键点在于，要由博物馆或相关文保部门对故居的文化价值和文物价值做出合理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现有民居格局进行评估和规划，在不影响居民居住的前提下，居民参与对故居管理。同时，对居民的搬迁问题，应采取居民自愿的原则。对愿意搬迁的居民，可以在给予一定补贴的前提下进行搬迁，而不愿搬迁的居民，应负责故居的日常维护工作。居民是开放式博物馆的管理者，他们的行为，应该成为开放式博物馆展示的一部分。到开放式博物馆的参观者，他们所看到的，有历史瞬间的定格，也有居民所呈现的当下的状态。　　　　 这种保护方式在国外名人故居和老建筑的保护中不乏案例。因为小说《查令十字街84号》而闻名于世的旧书店，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经营，其经营范围与当年相比有所扩大，但始终没有人为地变为纪念馆或某个陈列室，而是让房屋如实地记录了随着时间变迁而造成的房屋本身的变化、人员的变化，以及经营方式和种类的变化。应该说，这种自然的变迁和流转，在名人故居的保护中，比任何人为的拆或留更动人心魄，也更易于实行。因为，它反映了一座房屋自然变化的状态，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的变迁。小故居，大世界。　　　　 第四，在开放式博物馆的视野下，名人故居的合理利用应是开放式博物馆的一个环节。例如可在北京市内名人故居比较集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建立名人故居联盟，对名人故居实行整体保护与利用。名人故居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它是胡同中的一间屋，它是社区文化中的一部分。所谓名人故居联盟，不是对全北京市内名人故居的数字统计，而是以联合的方式，建立名人故居相关产业联合体，最终帮助名人故居产生造血机制，改善财政养故居的管理和经营模式。　　 运用开放式博物馆理念对城市中心的名人故居进行保护与利用，是博物馆人面临的新课题之一。其保护与利用的对象，从简单的故居建筑，扩大到与故居相关的人和物。其保护的参与者，从文物文化部门和热心文保事业的公众，扩大到故居的居住者及与之相关的群体。从传统博物馆的静态展示扩大到对故居流转过程的讲述，过程即结果。流转与利用的过程本身将会在社会的变迁与发展中凸显其价值，而不同故居不同的保护与流转方式又成为日后社会学家研究的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