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泗浦遗址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北距现长江约14公里，东距张家港市区约3公里。2008年11月，张家港博物馆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了该遗址。由于遗址紧邻黄泗浦，因此命名为黄泗浦遗址。
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2009年8月至2010年1月，由南京博物院、张家港市文广局、张家港博物馆联合组成考古队，对黄泗浦遗址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并且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探，确定了遗址的范围。通过发掘表明，黄泗浦遗址主要是唐宋时期长江入海口南岸一个规模较大的集镇港口，遗址内出土了大量的瓷器、陶器、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具，尤其是瓷器的窑口相当多，来自全国各地。
遗址概况
遗址现地貌以村庄及水稻田为主，区域内有多条小河贯穿东西。经过全面勘探，基本弄清了黄泗浦遗址的范围。遗址北边以新东村、鹅湾里村南侧小河为界;东边越过黄泗浦，以港花桥为界;南边以庆安桥为中心，以桥下小河为界;西边基本以农鹿路为界。整个遗址大体为东西长、南北窄的不规整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300米，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
遗址自西向东钻探出三处遗迹密集区：西区位于庆安村西侧骏马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长宽各约300米，总面积90000平方米;中区位于庆安村中部及北侧，长约200米、宽约100米，总面积约20000平方米;东区位于遗址东部的方桥附近，长200米、宽120米，总面积24000平方米。同时通过对东区的重点勘探，发现在方桥的西边有四条并行的古河道与现黄泗浦垂直相连。四条河道均为东西向，相互间隔在15米左右。最南面的一条古河道经考古发掘，河道内为唐代和宋代时期的文化层堆积。通过勘探得知，原黄泗浦的河道比现在的要宽很多，由于后期的淤填形成现在的河道。此外，在古河道的南北两侧150米、东西100米范围之内，发现有大量砖瓦类建筑遗迹。
发掘意义
黄泗浦遗址规模大、保存较好，遗迹丰富，出土器物数量众多。两次发掘发现了较多的生产生活遗迹，如房址、水井、排水沟、灰坑、排水槽、道路等，出土了大量的瓷器，所见瓷器窑口种类丰富，有越窑、瓯窑、宜兴窑、长沙窑、寿州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建窑、湖田窑、龙泉窑等，足见遗址在唐宋时期繁盛一时。
“黄泗浦”三字最早出现在日本僧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 》里，记载鉴真和尚第六次东渡日本行程，“天宝十二载十月二十九日戌时，从(扬州)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下至苏州黄恤浦(黄泗浦)。十五日壬子，四舟同发，有一雉飞第一舟前，仍下碇留” 。该段文献表明“黄泗浦”至少在唐代中晚期已成为长江口出海港口，而提及鉴真等人在此逗留约半月之久，又说明“黄泗浦”这一港口当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生活场所及设施。 《吴郡志·卷十九·水利》载：“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兴工，前后修过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渎……黄四浦连小山浦，开修至(太)湖口，长七十里有畸，面阔八丈，底阔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万六千九百余工。”说明黄泗浦经人工开凿而成。
通过勘探得知，现黄泗浦遗址的北界外，均为沙性土壤，含沙量高，应是河相(海相)沉积。唐宋时期的海岸线，大体在今张家港市张扬公路线左右。明代嘉靖年间编纂的《重修常熟县志》上的地图显示，在“庆安市”的北面入江口处明确写着“黄泗浦口”，清代的《重修常昭合志》上的地图显示，在“庆安”的东边即为向北注入扬子江(长江)。明清两朝的旧地图显示，由于时间的推移，泥沙的沉积，长江入海口的南海岸线已经不断的向北、向东移动。
《重修常昭合志》记载：“庆安镇，本名石闼市，临新庄港，旧为大镇，宋元丰间改为镇。”《元丰九域志·卷第五》载 “望，常熟。州北七十五里。九乡。福山、庆安、梅里三镇”说明至少在宋元时期庆安已是繁华古镇。
从遗址东区发掘所揭示的唐宋时期房址、灰坑、水井、古河道等相关遗迹分析，东区的发掘点与港口生产生活设施有关。在对最南边古河道G13的小范围解剖表明，该河道开凿年代不晚于唐代。河道南北两侧有相当数量的房址，岸边有台阶、柱洞等遗迹。在古数量河道内出土众多的各窑口的唐宋时期瓷器。尤其是出土的部分玉璧底瓷碗的外侧，尚留存有未经处理过的垫饼，更是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瓷器从未经过使用，是从窑场烧成后直接运输至黄泗浦港口，在瓷器中转过程中，由于某些原因失落于港口中。同时钻探显示，遗址东区除G13外，尚有3条与之平行的与现黄泗浦河道垂直相连的古河道。很明显这4条平行的古河道其功能是一致的。如果说G13作为黄泗浦遗址中的一个货物中转码头，而如此紧密的4个码头集中在遗址的东区，不难想见此地是唐代长江入海口南岸一个重要的港口及货物集散地。
黄泗浦遗址在唐宋时期的繁荣有多种原因。唐代中后期，扬州城因战乱及长江改道等多方面因素作用下，国际性港口功能不断丧失;而黄泗浦遗址所在的港口因处于古黄泗浦与长江入海口的交汇处，其便利的环境促使其迅速发展成长江口附近继扬州之后新的国际性港口。鉴真和尚在黄泗浦港口第六次东渡远航的成功，与当时港口设施条件的齐全不无关系。足见该遗址作为唐代出海口，繁盛一时。黄泗浦遗址临江入海的地理位置，在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意义。对该遗址的发掘不但为唐宋时期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同时为中外文化交流、陆路和海运交通线路以及海岸线变迁等诸多课题的研究获得了一批新的考古学资料。
主要遗迹
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面积共982平方米。发掘地点分别位于遗址的西区和东区。两区的文化层堆积情况大致相同，均发现有唐代和宋代的遗迹。西区的文化层堆积略显薄，一般在1米左右，另外发现有南朝—隋时期的文化层堆积和遗迹。东区的文化层堆积普遍比较厚，一般在1.5米左右，但是遗迹和地层时代主要集中在唐代和宋代。从保护性发掘的角度出发，两次发掘中，除个别探方因了解文化层堆积情况而清理至生土外，绝大部分探方的工作面均停留在唐代或宋代的遗迹层面。两次发掘，共清理灰坑26 个、灰沟 19条、房址14座、水井13座以及道路4条，出土了陶器、瓷器、铁器、铜器、木器、骨器等文物1500多件。为研究唐宋时期黄泗浦遗址的历史地位、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资料。以下分区进行介绍。
(一)西区
遗址西区共开了8条探沟，发掘总面积为357平方米。文化层堆积分布不均，其中以T8的文化层堆积比较典型，堆积自上到下依次为耕土层、明清文化层、宋代文化层、唐代文化层、南朝文化层等。西区主要发现了南朝、隋代、宋代等时期的遗迹多处，清理了南朝的L2和J1、隋代的G8以及宋代的砖砌排水沟、墙基等。
L2，位于T8中部，叠压于⑥层下，打破生土面。从已揭示的部分看，大致成东北—西南走向，宽约4米。从其结构看，路面系用残瓦片、碎石、碎砖以及陶瓷片铺砌，路面较为平整。路面所用陶瓷片多为日常生活用器，以青瓷碗、盘居多。从层位和出土的青瓷片分析，该道路的时代为南朝时期。
J1，位于T2东部，开口于②层下。井台为一圆形土坑，坑底呈平面，坑口南北直径3.10米，深0.85米。坑底中心以砖砌一周，仅一层砖，砖下井壁规整，有烧烤痕迹。井底放置有一件较大的泥质红陶盆，起过滤作用。井圈直径0.70米，深0.30米。井口东壁开有长条形引水沟，长1.80米，宽0.40米，深0.85米。井内出土青瓷碗、瓦当、筒瓦以及石佛像背光等。从出土器物分析，该水井的年代大体在南朝时期。
G8，位于T2西北部，同样开口于②层下，平面呈长条形，截面近“U”字形。沟口宽0.70米，深0.25米。沟内堆积中包含有较多的陶片以及较多完整的青瓷器等。另外出土有青瓷碗、钵、豆盘、泥质灰陶缸、铜钱等。从青瓷器的釉色和形制分析，该灰沟的时代为隋代。
在遗址西区发现了较多宋代时期的房基及砖砌排水沟。其中以G3保存较好。G3，位于T4中部，开口于②层下，南北向，两端分别向探沟外延伸，其结构为典型砖砌排水沟，建造时先挖基槽，在槽内横置一层砖，而后在两边顺砌多层砖作沟墙形成排水槽。揭示部分南北长6.60米，东西宽0.80米，沟内深0.22米。从沟内出土的瓷器分析，时代为北宋。
(二)东区
在第二次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利用全站仪对整个遗址进行了统一布方。在东区共布了4个探方和1条探沟，加后期扩方共发掘面积625平方米。东区的文化层堆积主要是唐代和宋代的，分布也比较均匀，分别发现了唐代和宋代时期的房址、灰坑、灰沟、水井、道路、墙基等遗迹。
唐代时期主要遗迹：
该时期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址、水井、灰沟(包括古河道)等。尤其是古河道G13的发掘，证实了勘探时发现的古河道的存在，为探讨黄泗浦遗址是港口型集镇提供有力的佐证。
房址共发现有3座，其中以F13、F10保存较好。F13，主要位于ⅠT6005及其东扩方内，开口④层下，向北、向东延伸出探方外，揭示部分由回廊及两个房间组成，面积在60平方米以上。基槽与柱洞均十分明显，为浅黄色填土。结合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F13为唐代建筑。F10，位于ⅠT6006内，开口④层下，由东、西两排共11个柱洞组成，平面近长方形。每个柱洞平面为清晰的内外两圈堆积。从平面布局分析，F10可能为F13的附属建筑。
水井共发现有4口，主要分布于ⅠT6307、ⅠT6005以及09T1内。水井分为两种结构。一为纯粹土坑井，如J9和J14。一种为带井圈的水井，如J8。两种水井均比较深，大都在5米以上，深的达9米多。在4口水井里出土了大量的双系罐、四系罐，以及一些铜钱、铜镜、陶塑等。J8，位于ⅠT6307中部偏东处，开口于④层下，打破⑤层。井口平面呈圆形，井的中部以青砖垒砌成一段井圈。井口至井圈处深1.90米，井圈高1.30米，总深度为5.15米。井内的堆积自上而下分为两层， 上层出土有青、白瓷的碗、盏及不施釉的韩瓶残片等。下层出土有青黄釉色、酱釉色的双系、四系罐等。从出土遗物分析，J8上层的遗物属于宋代，下层出土的均为唐代，可知J8的开凿年代不晚于唐代，沿用并废弃于宋代。
灰沟共清理6条，其中主要是古河道G13的清理。在遗址的东区进行勘探时，即发现有4条与现黄泗浦垂直相连的古河道。四条古河道平行向西，每条宽约20米。另外还钻探到黄泗浦的原来西岸，比现在的西岸要往西10多米，即原黄泗浦的河宽比现在的至少要宽10米以上。在第二次发掘时，仅对最南面的古河道进行了解剖，证实了勘探的结果。G13，分别位于09T1、ⅠT5710和ⅠT5810的中部，开口于⑤层下，东西向。G13在09T1内沟口宽约20米，最深处2.1米。通过勘探得知，G13与现黄泗浦相连处河道最深，距现地表超过7米，从此向西长度有100多米。另外，在ⅠT5810内的G13北岸，还发现有五个生土台阶，台阶渐往下，台面越宽，最下面的台阶宽约0.8米。同时，在台阶上发现有柱洞若干，推测可能原来立有木桩。河道内共有16层堆积，从堆积内出土遗物分析，第1～6层为北宋时期堆积，包含有大量的板瓦片、砖块、青瓷片等，主要分布于河道北侧，第7～14层为唐代时期堆积，出土有大量的青瓷片、少量白瓷等，主要分布于河道南侧，第15、16层土色青灰，含零星贝壳，不见出土遗物。
宋代时期主要遗迹：
宋代时期的主要遗迹有房址2座、水井9口、灰坑13个、灰沟2条等。
房址F12，开口于⑤层下，直接叠压于G13上部，分布于ⅠT5709、ⅠT5710、ⅠT5809、ⅠT5810等四个探方，向东、西延伸于探方外。从残存情况看，房址平面呈长方形，揭露部分南北长5.90米，东西宽4.00米。房址东南部尚残存青砖三层，错缝平砌而成，不见柱洞及灶。居住面为黄褐色及黄灰色土，土质较硬。屋内堆积土土质稍硬，呈黄灰色，含烧土粒、砖瓦片、泥质灰陶片、韩瓶片、酱釉瓷片、白瓷片、青釉瓷片。屋外南侧见平砌两排残砖，可能为排水设施，破坏严重。从残存的路面、排水槽、路牙砖分析，F12面积较大，应该为院落式建筑，时代为宋代。
发现的水井较多，多数为土坑井，个别井在井口处有砖砌井圈，有的井上部全用弧形榫卯砖砌成井圈。在水井内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瓷器、铁器等日常生活用具，有韩瓶、釉陶罐、瓷碗、瓷壶、铁钩、铁刀、石秤砣、牙梳、骨刷、骨筛子等。J5,开口于④层下，打破G13至生土。井口距地表1.10米，平面呈圆形，直径0.66米，井深7.10米。井口上覆盖两块石板。自井口以下3.25米处有砖砌井圈，由有榫卯结构的弧形青砖横接而成。由于井口处两块石板的覆盖，自井口以下4.30米处，未见堆积，自4.30米处以下才有堆积。井内堆积可分上下两层，上层土质湿软，呈黑青色，下层土质松散，为黄色沙质土。 井内出土遗物较多,其中上层出土物多为砖瓦、泥质灰陶片、粗瓷片、韩瓶片、酱釉、青釉瓷片及白瓷片，可辨器形有圈足碗、壶等，另外出土铁锚钩、木器、铜钱、漆器等;下层出土砖瓦、青釉瓷片、白瓷片及铁块等，其中可辨器形有韩瓶、瓷碗等，另外出土有铜钱、铁刀、牛角骰子、木器、牙齿等。从出土遗物看，J5时代为宋代。
出土遗物黄泗浦遗址的两次发掘,不仅遗迹现象丰富,而且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遗物，尤以大量的瓷器最为突出，窑口种类相当丰富。其中，南朝至隋唐五代时期的瓷器以越窑系的产品为主，间以长沙窑、寿州窑和邢窑的产品。器形以碗、盏、碟、罐、壶、钵等为主。在09T1、ⅠT5710和ⅠT5810的中部，总共不到100平方米的范围里，于古河道G13第⑦～14层的唐代堆积中，出土了数百件可复原的瓷器，以及成堆的瓷片，数量之多，出乎意料。
北宋以后，越窑系的瓷器仍占据大多数，但比重降低，新出现了湖州窑、钧窑、磁州窑、建窑、吉州窑、龙泉窑等各窑口的瓷器。此时瓷器的烧制也较之前有了长足的进步，胎质细腻，釉色均匀，滴釉、剥釉的现象大大减少。在出土的瓷器中，尽管绝大部分为生活日用器，但其中仍不乏精美者。如J7中出土的两件执壶，一件施青白釉，一件施青釉，壶身线条流畅，造型雅致，胎质细白，施青白釉者光亮肥润，施青釉者圆润秀美。以及J5出土的两件青瓷碗，造型规整，釉色晶莹。G10中出土的一件青白釉炉，为景德镇窑所出，其三足削立，沉稳端庄，器身施满釉，釉质均匀细腻，触之温润如玉。另还有定窑所产的银筘碗和刻花碗、湖田窑所产的划花碗等。
除瓷器外，遗址中还出土了大量的陶、铁、木、铜、牙、骨、石等其他材质的生活器皿，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居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如在J7中出土的铁锚和铁钩，可能是当时人们用以汲水取吊之物;骨刷和象牙梳，是人们用来清洁及梳洗的工具;J14中出土的瑞兽葡萄纹铜镜等，不仅质地优良，而且纹饰极为清晰精美;而J8中出土的兽背猴釉陶塑，在一兽上骑有一大猴，大猴背上伏有一小猴，造型生动，形态可掬。
另外，在遗址的地层和遗迹单位内还出土了一些和佛教有关的器物，比如南朝J1内出土有石佛像背光和莲花纹瓦当;宋代J6内出土的文字砖上刻有“祝延皇帝……释迦如来…民捨钱施…” “阿弥陀佛”“释□”及“国泰民安”等字样，该类砖的厚度通常在5厘米以上;地层内还出土了刻有莲花座的陶狮像、众多的莲花瓦当等等。
来源：中国文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