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运河南北5000里、纵横数千年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在无数人关于财富、欲望、飞黄腾达的努力与梦想在波涛间消逝之后，留下的是一笔深厚得近乎沉重、丰富得至于杂乱的巨型文明遗产，而城市无疑是发现与追寻、传承与创新这一历史文化宝库的关键词和钥匙。

　　运河文明史是运河城市发展史

　　斯宾格勒曾说：“世界历史，即是城市的历史。”也可以说，运河文明史是运河城市发展史。沿运河水陆网络在广阔空间上扩展开去的城市与乡村，它们在社会结构、生活习俗、道德信仰以及人的气质与性格上，无不打上了深深的“运河”烙印，是运河文明“基因”的再现与物化。作为独特的河流文明谱系，运河文明的精华集中于两岸的城市或中心城区，又以城市为中心枢纽而延伸到古代中国文明肌体的末梢与细部。如城东门和城北门在明清时期是天津最繁华的所在，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两个城门正对着运河，占到了经济地理上的“区位优势”。又如北京齐化门外东岳庙一带，历来是京城人士辐辏之处，也是因为它沾了运河漕运的光。如《析津志》所述：“江南直沽海道来自通州者，多于城外居住，趋之者如归。又漕运岁储，多所交易，居民殷实。”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以商业为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市化进程，所以每年3月，东岳庙一带才会出现“道涂买卖，诸般花果、饼食、酒饭、香纸填塞街道”的城市景观。像这样的例子，在运河沿岸城市中是举之不尽的。

　　大运河与沿岸城市是一体同胞、唇齿相依的。对于运河城市，它们或是由于运河开通而直接完成了自身的“城市化进程”，从默默无闻的农村或普通市镇发展为具有相当规模或中心意义的大城市。如山东临清，就是由于大运河的开通，把它一个叫“鳌头矶”的水洲改变为一个重要的运输与物流中心，同时也使临清一跃发展为“绅士商民近百万口”的明清中心城市。清人贺王昌在诗中曾说它“舟车辐辏说新城，古首繁华压两京”(《题清源》其二)，这并不是诗人的想象，在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在明代经临清转销的布匹和纺织品每年至少在一二百万匹以上，在清代每年经由这里交易的粮食则达到500万石至100万石。以乾隆年间为例，临清城内粮食市场有六七处，粮铺多达百余家。又如唐宋时期的常州，当时江南运河西自朝京门外广济桥入城，经西水门出东水门后穿城而过，使常州获得“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余”的声誉。如著名古建专家罗哲文先生说：“如果没有这条运河，北京城可能就修不起来了。”故宫太和殿的龙柱、铺地的金砖等，也包括城市建设需要的大量木材与石料等，都是通过运河运来的。此外，100年来，北京人吃的大米都是由运河运来的。

　　许多城市的命运与大运河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扬州为例，在京杭大运河走向繁盛的唐代，扬州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大都市，商贾云集，店铺栉比，各种货物从高档的珠宝绫罗到日常生活用品，精美华丽，应有尽有。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扬州的生活总是沉浸在一派热闹、繁华、喧腾的气氛之中。真正使扬州命运发生逆转的，是另一种现代交通系统取代了大运河。如现代作家郁达夫所说：“铁路开后，扬州就一落千丈，萧条到了极点。从前的运使、河督之类，现在也已经驻上了别处;殷实商户、巨富乡绅，自然也分迁到上海或天津等洋大人的保护之区，故而目下的扬州只剩下了一个历史上的剥制的虚壳，内容便什么也没有了。”

　　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

　　与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关系如此密切，使运河城市与其他城市在作用上有很大的区别。西方城市社会学家认为城市起源于防卫的需要，在《墨子·七患》中也有“城者，所以自守也”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汉语中“城”的本义是城垣，主要功能也是防卫，因而防卫功能也是中国古代城市发生的重要原因与基本内涵。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万里长城，它的功能即“自守”，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城垣。与之相对大运河的主要功能则可以称之为“市”，它的基本功能是“买卖所之也”(《说文解字》)，是“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易·系辞下》)。与“城”因防卫需要而倾向于封闭不同，“市”的功能在于推动内部的循环与交流，这在客观上有助于使中国社会因为更广泛的交流而成为一个内在联系更加密切的有机体。

　　强大的交流功能集中体现在运河城市身上，在表层是实用性的交通、物流、商贸等，而在深层则直接建构了城市的存在方式与运行机制，形成了不同于“政治型”的“经济型”城市模式。这两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型城市的首要功能是如何聚敛与控制社会生活资料与物质财富。为了更有效地强化统治的物质基础与社会秩序，传统政治中心一般会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压迫其他城市的规模与实力，如朱元璋就用力压制中古时期最富裕、城市化程度最高和最先进的经济文化中心苏州。而经济城市的基本功能是扩大生产规模、贪婪地占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便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与它最突出的城市性格是一种“永无休止”的浮士德精神。如果说，政治型城市趋向封闭，对中国社会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那么经济型城市则倾向交流，是一个社会具有活力与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在泛政治化的中国古代城市中，运河城市代表了经济型城市的中国模式与经验。如同有机体一样，社会的发展也需要不断地扩大交流，依赖河流文明而出现的运河城市，在这一点上有其他城市不能比拟的巨大区位优势，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总体上“喜静不喜动”，容易走向自闭与僵化，因而在运河两岸出现的这些活力充沛的城市，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自我更新与可持续发展，其功劳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大运河孕育出独特的城市文化形态与景观

　　与运河城市本身一样，依托于独特的地理、经济与社会条件，在文化冲突、碰撞与交流中，大运河还孕育出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态与景观，而不仅仅只是一条南北、东西或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从文化类型上看，与古代主流的农耕文化不同，运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城市文化;从城市功能上看，运河城市超越了“政治型”与“经济型”的二元对立模式，是两者在中国古代融合得最好的城市发展模式;从生活方式上看，与安土重迁、专制保守的农业社会不同，在运河文化中包含了极其丰富的现代城市要素。在今天看来，最可注重的是运河城市文化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它们既对中国古代社会向更高水平发展起到重要的刺激与推动作用，又在岁月沧桑中逐渐演化为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是研究中国当代城市社会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本土性对象。

　　如同运河城市一样，运河城市文化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同时也因其特有的人工河流文明背景而有众多值得深究的秘密。单霁翔先生曾将大运河文化遗产具体描述为9个特征：“它是一项文化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构成的混合遗产;是静态与动态共同构成的活态的文化遗产;是由点、线、面共同构成的文化遗产的廊道;是由古代遗址、近代史迹还有当代遗产共同构成的中国文化遗产;反映了普通民众生产生活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等遗产;包括了物质与非物质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李韵：《大运河保护应遵循“原真性”“完整性”》，《光明日报》2007年3月12日)这充分说明了运河文化深厚的历史积淀与未可限量的当代价值。沿着大运河曲折两岸的城阙，在或急或缓的逝波间挖掘与重建曾经的繁华与梦想，重建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这对于发掘运河城市的传统文化底蕴、展示运河城市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魅力以及培育它们的当代城市精神和发展运河城市文化产业，无疑是必要的与重要的。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刘士林系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