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高峰阶段，江浙地区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航海技术，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4月10日下午，“港博论坛” 第125期特别邀请到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副主任吴敬教授，为大家带来《宋元时期江浙地区海上丝路港市考古遗存探微》讲座，介绍了浙江地区宋元时期有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重要考古发现，揭示当时浙江地区当时在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讲座首先对“丝绸之路”及“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做了简要介绍，随后依据“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发展脉络，从汉唐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宋元时期江浙地区海上丝路港市遗存、海上丝路港口的前世今生四个方面对讲座内容进行了重点讲述。

　　“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出现于汉代，不仅《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自徐闻、合浦出发的海上贸易路线，广东、广西等地的汉墓中也出土了来自非洲、西亚和东南亚的舶来品。到了唐代，海上贸易更加繁盛，著名的印度尼西亚的黑石号沉船是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现，除了出水有长沙窑带有异域特色的瓷器外，还发现了唐代青花瓷，可能是西亚商人的订购品。

　　宋代，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政府大力开拓“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并在沿海多地先后设立专职海外贸易管理的市舶机构。元代在此基础上又有进一步的拓展。宋元时期，频繁见诸文献的外贸港口有直沽、登州、胶州、泉州、广州、明州、杭州、温州、太仓、澉浦、华亭等，尤其是泉、明、广三州已成为享誉世界的东方大港。这一时期沉船发现的数量有很大提升，比较著名的有广东海域发现的南海一号和韩国西南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

　　宋代江浙地区主要包括两浙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海上丝路的港口主要集中在两浙路，元代在宋代两浙路基础上设浙西道宣慰司和浙东道宣慰司，辖区与宋代两浙路大体相当。宋元时期两浙地区设置过市舶机构的地点有杭州、明州、温州、秀州、太仓以及江阴军、澉浦。这些地区曾发现不少与海上丝路港市有关的遗存，如杭州卷烟厂码头遗址，明州（宁波）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和沉船、和义路鱼浦码头遗址、马衙街简易码头遗址、元代永丰库遗址、天封塔地宫遗址、宋元市舶司遗址及来远亭、天后宫遗址、高丽使馆遗址，温州朔门古港码头遗址，华亭（上海）境内嘉兴封浜码头遗址、奉贤四团乡遗址瓷器窖藏、青浦塘郁码头遗址、青龙镇遗址，还有太仓发现的瓷器仓储遗址等。

　　由考古发现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港市遗存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1、港市遗存均发现于能够通海的内河河道沿岸，体现了当时海运始发港码头选址的基本原则；2、港市遗迹类型丰富，包括河道、码头、沉船、仓储、航运、瓷片堆积等；3、港市遗物瓷器为主，瓷器作为易碎的重物，以水运最为经济，沿海港口城市多数能通过内河水路连接内地瓷产区。

　　最后吴教授指出：港口城市具有内河航运的终点和海外贸易起点的双重性质，不仅是内陆货物向外输出的重要中转站，也是近海航运体系的一个个节点。港口城市的码头、航运、仓储类遗存的考古发现，对更好地认识海上丝绸之路港口有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当时当地的物质文化面貌，从而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讲座结束后吴教授对观众提出的是否发现外国商人的居住生活遗迹、是否发现商务契约文书类遗物、海上贸易的风险如何规避、是否还原过当时船员的日常饮食或食谱、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项目等问题做出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