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浙江省文物局、余姚市人民政府等单位举办的“全球视野：河姆渡文化国际学术论坛”在浙江余姚召开。60多位学者分别就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研究新进展、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全球视野下的新石器时代生业与文化等三个主题进行了研讨。

　　 田螺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研究新进展

　　孙国平介绍了田螺山遗址近年在野外发掘操作手段方面的创新和多学科结合应用于遗址研究方面的收获，并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展望了河姆渡文化的研究前景。秦岭介绍了田螺山遗址自然遗存多学科合作研究的成果，认为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生业经济经历了从坚果采集到水稻栽培的转变过程，早期的水稻栽培在很长一段时间是与采集活动共存并共同发展的，肉食资源以野生动物为主并在晚期出现转变，大型动物减少而猪的数量增加，其采猎经济具有广域性、专门性、季节性、高储存性的特点。同时河姆渡文化聚落的选址反映出对生态多样化资源域的要求，其对林木资源选择和利用具有专门化的特点。郑云飞介绍了田螺山遗址植物遗存、植硅体、硅藻等的历时性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海侵对遗址稻作农业和生业经济的影响。海平面上升对稻作农业生产的影响引起了先民食物结构中稻米比重下降，采集和狩猎比重增加。并指出全新世中期以前的高海面环境意味着东部沿海平原地区稻作源头可能在山区、丘陵的一些小盆地。傅稻镰(Dorian Fuller)主要介绍了田螺山遗址的稻作遗存并结合其他谷物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探讨了谷物的驯化问题，认为稻的落粒性和稻粒尺寸的变化虽与其他谷物相似，但有其特殊性，非落粒性的转变比小麦、大麦略慢，稻粒尺寸变化似乎更慢，与非落粒性同步但延续时间更长，而小麦和大麦尺寸变化先于非落粒性转变。此外，他还结合国内和近东的证据指出野生食物资源的减少也是判断谷物驯化的重要参考依据。日本的宇田津彻郎介绍了植硅体分析应用于水田研究的相关技术，及田螺山遗址应用这一手段在水稻种植的时代变化、水稻产量以及水稻亚种判断方面取得的成果，并认为中国有完善灌溉系统水田的出现这一重大转变大致发生在河姆渡至良渚文化之间。黄渭金以河姆渡稻作农业实物资料为基础，结合实验考古及陶容器容量测定，认为河姆渡文化骨耜是先民挖土工具，其双齿型是特意加工的，用于加工动物皮毛等;骨镰形器的使用痕迹并不支持收割稻谷工具观点，先民收割稻谷是骨刀和石刀。另外，陶釜容量从早到晚增大表明稻米在先民食物结构中的比重在不断增加，到晚期突然增大。

　　河姆渡文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生业经济　　

　　王海明探讨了河姆渡文化的来源问题，认为河姆渡文化并非由上山、跨湖桥文化发展演变而来，应另有源头，目前与河姆渡文化面貌最接近的是小黄山遗址的A区第二阶段遗存，其最有可能与河姆渡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但仍需要进一步考古发现的支持。宋建对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一些陶器刻画纹饰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河姆渡文化中有羽冠和头戴冠冕的神像或被神化的人辅佐以鱼或鸟纹样，后者代表了神人(人神)的双性，即以鸟喻男性，以鱼喻女性。吴卫红通过对相关遗存的统计分析，认为河姆渡文化的器具用材在无机的土石之外，另有一套以有机材料作为生计重要保障的器具，这也正是河姆渡文化独特性的一种表现。从历史长程观察，用材的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到河姆渡遗址三期时，由于长江下游石(玉)器制造业的兴起，整个区域内有机器具的制造便被迅速替代，从而迎来了以土、石为主并随后进入“玉石分野”的新时代。戴向明对宁绍地区史前文化、环境、社会组织结构、生业与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和讨论，提出该地区早期各文化之间的关系尚不十分清楚，之后在距今约7000-6000终于孕育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但在该文化的晚期阶段里，伴随着气候波动、环境趋于恶化，这个过度依赖优越环境的曾经璀璨夺目的文化开始走向没落。甚至到了盛极一时的良渚文化时期，宁绍地区也看不到复杂社会形态的明显进展，已沦为一个强势文化或社会集团的欠发达的边缘地带。并从地理环境、社会复杂化形成机制等几个方面对新石器时代晚期宁绍地区所呈现的特殊发展轨迹和边缘化现象进行了一定的解释。罗运兵介绍了长江下游地区家猪早期饲养的研究成果，认为长江下游地区家猪饲养出现较早，但早期饲养规模较小，良渚文化时期家猪饲养得以迅猛发展，在当时人们肉食构成中举足轻重，至马桥文化时期这一地区家猪饲养业明显回落而衰退。同时依据相关统计数据指出，该地区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过程正好与古文化发展进程同步共振，而该地区的个案研究则表明文化发展、遗址(人口)数量——野生资源空间大小等因素对家猪饲养的早期发展有深刻影响。日本的槙林启介提出在农业文化发展进程的研究中不能单纯依靠栽培谷物的证据，而应该结合生产工具、饮食器具等多方面证据，并在这一原则下分析了长江中游和下游地区的稻作化过程完全不同，这也支持了稻作起源的多元性观点。日本的细谷葵介绍了民族学和实验考古方法在重建史前农人生业经济方面的应用，并结合田螺山遗址等的发现，提出田螺山遗址早期“广谱”的食物资源特别强调对植物性食物资源的储藏，坚果是其主要的储藏食物且被用于日常消费。由于食物资源本身的特性和人为处理方式的不同，中国早期农业文化阶段的食物资源有其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及其变迁可以通过民族学、实验考古等方式进行一定的重建。张居中结合贾湖、八里岗等遗址的材料及环境、野生稻分布等重申了淮汉文化带在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淮汉文化带具备了成为稻作农业起源地的先决条件，可能是栽培稻起源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加拿大的Gary Crawford按照种类对山东月庄遗址后李文化时期出土的各类谷物和重要杂草，与其他地区的材料进行了对比。该遗址出土了距今7800年的稻米遗存，他认为当时稻作农业的分布范围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范围更大。靳桂云重点介绍了山东西河遗址出土的距今8000年的稻米遗存，并通过对出土背景等的分析认为这些稻米很可能是栽培稻。

　　 全球视野下的新石器时代生业与文化

　　新西兰的Charles Higham教授介绍了东南亚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考古发现及主要文化特征，认为当地饰有雕刻纹或彩绘图案的陶器、纺轮以及石锛的原型都可以追溯到中国华南地区，甚至最终可到长江流域。同时认为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各种证据的不断积累支持了外来模型，即当成群的掌握稻谷栽培和家畜饲养的人们从华南地区向南扩张进入东南亚地区的时候，泰国新石器时代聚落也随之出现。澳大利亚的Peter Bellwood根据考古学、语言学、遗传学等方面的证据讨论了早期食物生产者从华南向东南亚地区的扩散，并指出虽然华南很可能是东南亚地区很多现代人群的起源地，但是其具体起源区域尚不清楚，包括河姆渡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尚不明朗。日本的Peter Matthrews认为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野稻和野芋自然生长环境虽然有一定的重合，但并不完全相同。野稻和野芋可能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早期社会的复杂经济中是互补的，它们被栽培的历史过程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韩国的安承模认为早期栉文人的生业经济严重依赖海洋资源，完全没有农业活动，而韩国的小米栽培则是在公元前4世纪晚期才出现的。印度的Mukund D. Kajale介绍了印度东部Taradih有关稻米的相关考古材料，对以后进行稻米的整体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华盛顿的Steve Weber结合印度北部卡斯(Farmana)的哈拉帕(Harappan)遗址应用包括大植物、植硅体、淀粉粒研究及实验考古等多种植物考古学手段进行综合研究的实例，对不同研究方法得出结果存在差异甚至矛盾的现象进行了反思，认为在进行遗址的植物考古学研究时，应同时应用多种手段才能得到更为客观、全面的信息，同时需要在理论上进行创新以整合不同科技手段从遗址上获取的信息。

　　会议期间举行的学术沙龙，为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交流学术观点提供了平台。本次论坛充分体现了少有的国际性视野和精深的学术水准。为今后进一步、更好地开展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契机!(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姆渡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