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海岸线长而曲折。海岸各河流的入海处多呈三角湾或三角港，形成天然的良港。由于地理条件的优越、使福建港口具有开辟时代早、延续时间长、对外交往广和贸易数额大等特点。其中最著名的古港有汉唐的福州港，宋元的泉州港、明代的月港与清代的厦门港。这四大海港对促进我国古代海上交通、发展中外贸易特别是陶瓷的外销起着重要的作用，而陶瓷外销的兴盛又推动海港走向繁荣。

　　本文着重就鸦片战争以前福建四大古港与陶瓷外销的情况以及与陶瓷外销有密切联系的澎湖航线作概括的记述。

　　一

　　福州港是福建四大古港较早开拓的一个港口。据史料记载，福州最早的港口为东冶港，汉代，东冶港和东洋、南洋已有交通往来。三国吴永安三年(260)，曾在福州设置“典船校尉”，监造船只。当时福州港同夷州(今台湾)、亶州(今菲律宾)已有海上交通。隋朝，福州港海上交通已扩大到琉球、林邑(今越南南方)、赤土(马来半岛)、真腊(柬埔寨)、婆利(峇厘岛)等地。(见《隋书》外国传)唐代，中国陶瓷开始大量销往日本，盛唐时以三彩器居多，从公元838年前后至唐末五十多年间，随着民间海上贸易的兴起，出口的陶瓷已由三彩器发展到大量的越窑青瓷、长沙铜官窑黄绿釉彩纹瓷和白瓷等。从日本出土的文物可证，如奈良、京都、福冈这些较大的城市，到偏远的种子岛、西表岛均有此类古瓷发现。(见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虽然这些陶瓷不一定都由福州港起运，但从当时福州港与日本有频繁的交通往来的情况看，大部份从福州运销日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宋元时代福州港地位虽被泉州港所取代，但对外贸易并未中止。明初，瓷器仍是销往日本的珍贵物品，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郑和率领航洋巨舶，七次出使西洋都携带着大量的丝织品和瓷器。每次都经过福州门户的闽江口五虎门，在闽江口的长乐县太平港停泊，福州港再度出现繁荣，陶瓷的外销又盛极一时。《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番国志》等书都有详细的记载，如《瀛涯胜览》提到：“中国宝船到彼(指到达国家)，开读赏赐毕，其王差头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取紵丝、瓷器等物。”明成化十年(1474)，福建市舶司由泉州迁置福州，奠定了明代福州港在海外贸易上的地位，时还在闽江内河今福州南台岛北岸设立外轮码头，该地俗称“番船浦”。外国商品、贡品入港后，由此上岸，回航时在这里购买中国的土特产品，瓷器等运销国外。“明崇祯十四年(1641)七月，由中国福州输出日本瓷器，有二万七千件”(傅振伦《中国伟大的发明——瓷器》)。清康熙年间，日本德川幕府对清舶进口作了限制，其中允许每年从福州港开往日本的船舶为十三艘，且仅限于在长崎港进行交易，但瓷器仍为外销的主要产品之一(见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1984年上海书店版)。清乾隆八年(1743)以后，清廷严格实行广州一口对外通商的政策，但福州一口仍允许琉球贡船来往，随贡使来华的商人，将带来的国外商品出卖后购买中国的土特产(包括瓷器)运销日本。至清光绪五年(1879)琉球为日本所占后，琉球贡舶和商舶方不来华。

　　泉州港南朝时与海外便有交往，唐代有进一步发展，五代时此港出口的“陶器、铜铁，泛于番国，取金帛而还，民甚称便”(见《泉州留氏族谱》“宋太师鄂国公传”)。宋代，泉州已与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贸易，赵彦卫《云麓漫钞》中有详记。南宋宝庆年间赵汝适担任泉州提举市舶司时，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至五十六个，其中用瓷器进行贸易的就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加、佛罗安、兰无里、细兰、阇婆、南庇、层拔、渤泥、西龙宫、麻逸、三屿等十五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地方属今亚洲的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和非洲的坦桑尼亚。从国外发现的大量宋瓷来看，当时瓷器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实际尚不只此。据资料，宋末，即有荷兰人将福建瓷器贩运至欧洲的。其时，亚非各国商人皆云集泉州，购运陶瓷，中国商人亦纷纷取道泉州港出洋做买卖。福建的船只也经常行驶于朝鲜、日本之间。仁宗天圣元年(1023)徐竞奉使高丽(今朝鲜)在其《高丽图经》一书记载，在开城居住的中国商人，大部份来自华南的福建省。这里所说的来自福建省该是来自泉州。有关史料证实，仅北宋期间，由泉州港开往高丽的船舶多达40多次。在日本、朝鲜出土的大量宋代瓷器就足以证明。

　　泉州港的繁荣，给宋廷带来巨额的关税收入。元祐二年(1087)泉州设市舶司，“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1134)年间，泉州市舶司净得98万缗(《宋会要辑稿·职官》)。绍兴三十二年(1162)。“泉州、广州市舶司净入200万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同时期南宋王朝的全部收入“估计约4500万缗左右”(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泉州市舶的收入，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左右。

　　元代，中国版图广阔，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盛况空前，陶瓷外销范围更加扩大。当时泉州港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见《伊本巴都他游记》)。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盛赞德化瓷器，既美且廉。1292年马氏回国时，“从福建带回中国白色瓷器与彩色小白瓶，存于威尔斯市之圣马可宝藏所”(沙善德著、吴乃聪译《福建——中国考古新富源》、《福建文化》第27期)。1980年英国前驻华大使约翰·曼斯菲尔德·艾惕思到德化进行古陶瓷考察时，看到家春岭窑出土的印草纹白釉小花插，他认为该产品至今还保留一件在意大利博物馆，可能就是马氏当时带回的遗物。元顺帝至正年间，我国商人汪大渊几次从泉州港出洋，他所著的《岛屿志略》曾记载当时陶瓷外销所至之处，有分别属于今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国家的五十多个地区。朝鲜也发现不少元代中国的外销瓷，1976～1981年，在南朝鲜全罗南道新安郡智岛邑防筑里道德岛前面海域中，发掘出一艘中国元代的沉船，出土6000多件中国瓷器。其釉色有青瓷、处州青瓷、青花瓷和青白瓷。器物品除一般瓷器和瓷珠外，还有粗碗、壶、瓶等日用器皿。青白瓷中也有德化窑白釉高足杯和枢府洗等瓷物。在印度尼西亚西里伯斯和爪哇就出土了不少德化窑的青白瓷，其中东爪哇出土的青白釉军持的形制和花纹特征与德化屈斗宫窑发掘物完全相同，应是当时德化窑通过泉州港外销该地的遗物。元代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也提到当地陶瓷器物中有“泉州的青瓷器”。至于青花瓷器，在日本镰仓海岸、冲绳胜连城址等都有发现，无疑是元代销往该地区保存下来的遗物。

　　进入明代，泉州港日趋衰落，明初泉州市舶司只限通琉球一地，泉州港已不再是国际贸易港。自成化年间市舶司迁置福州后，官商贸易中心随之转移，泉州港对外贸易比宋元时期一落千丈。但至清康熙廿七年(1688)后，日本德川幕府仍许可泉州港每年4艘夏船到长崎与日本贸易，瓷器仍为输出品之一。

　　月港，它的兴起是和民间私商贸易的发展分不开的。明成化十年(1474)泉州港闭港后，私商纷纷涌向漳州、厦门一带与外商交易。时月港“东连日本、西接暹罗、南通佛郎机、彭亨诸国”，很快就成为“闽南一大都会”(朱纨《嘉靖二十七年六月增设县治以安地方疏》)。它不仅是明代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要地，同时在明代海外交通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成化、弘治年间(1465～1505)是月港鼎盛时期。福建商人出洋贸易和华侨集体出国皆由此出港，“豪门巨室，都有乘巨舰，贸易海外的。”(张燮《东西洋考》)，许多商人也自己制造船舶出洋贸易。嘉靖四年(1525)浙江巡按潘仿奏折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曾提到：“漳泉等府奸民私造大桅大舡下海”、“漳州月港，家造过洋大船，往返遇罗、佛郎机等国，贸易货物。”瓷器亦占相当大的比重。输往日本的陶瓷也有从月港出口的(见日本《宽永年中长崎写万国图》)。万历年间(1573～1620)，每次由月港出海的商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艘，满载瓷器、丝绸、布匹、茶叶……抵达东南亚诸国和地区，如越南、泰国、柬埔寨、马来半岛、新加坡、爪哇、苏门答腊、菲律宾群岛、马鲁古群岛、加里曼丹、日本和印度。同时还通过马里拉这个中转站和南洋群岛其他地方，直接与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欧洲商人和美洲的墨西哥进行贸易，我国外销的瓷器和生丝往往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日本等国的商人争购一空，转销到欧、美各国。当时德化窑的象牙白瓷传到国外，在国际上获得很高的评价，称赞它是“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流传到欧洲，法国人称之为“中国白”、“中国瓷器之上品”;流传到日本，“日本富人不惜以万金争购之”(见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大约十六世纪起，这个白瓷偶然通过葡萄牙的东洋贸易船介绍到西欧以后，立刻得到全欧洲贵族阶层的欣赏和欢迎，并接受无限的定货。”(日本上田恭辅《支那古陶器研究￠手引》和《支那陶器￠时代的研究》)。可以设想这些深受国外欢迎的德化窑外销瓷器有相当一部分是从漳州港出口的。

　　月港经历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兴盛时期，直到明末才日趋衰落，逐渐为厦门港所代替。

　　厦门港崛起于清代，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个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也是南方陶瓷的重要输出地。

　　明代厦门港原是和漳州月港配合的海港，洪武二十三年(1387)建立军事据点中左所。泉州港封闭后，闽南一带私商汇集漳、厦，对外贸易随之兴起，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和荷兰的商舶相继来到厦门。明末，郑成功在厦门建立抗清收复台湾的根据地，这里成为郑氏海上贸易的中心。从1650年到1662年，厦门一带每年前往日本的商船达60多艘，贸易额达120多万两;每年往南洋的亦有十几艘商船，贸易额120万至140万两，商船多载瓷器等货物。据《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记载：“(1657)顺治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一贾舶由厦门至巴达维亚，载来35桶细瓷器”、“(1661)顺治十八年五月十四日麻六甲报告一中国贾舶航到，并载来粗瓷器，此种瓷器，最易销卖于亚齐”、“此年(指1661年)有几舶由柔佛到亚齐，载有大瓷器，此种瓷器是三只中国贾舶，由中国运来柔佛者”。《闽海记要》载：“康熙二年(1663)英吉黎(即英国)、万丹(即荷兰)、暹罗(即泰国)、安南(即越南)诸国，常以贡款，求互市，许之，岛上(指厦门岛)人烟，辐辏如前。”1673年(康熙十二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来厦门贸易，1676年(康熙十五年)在厦门设立商馆，1678年(康熙十七年)这个公司在厦门的“投资”有三万元现金和价值二万元的商品，厦门同荷兰、英国、西班牙、越南以及南洋各地经常有商船来往，以丝瓷等货输出南洋者皆通行无阻，闽舶也有以细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交易。康熙廿三年(1684)清政府在厦门正式设立海关，厦门港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法定”港口。是年，东印度公司来厦门重建工厂，到1701年该公司对厦门的贸易额已达34400磅，其中陶瓷占相当大的部分。1688年日本政府准许每年夏季厦门港五只商船到长崎进行贸易，其中瓷器亦为销往日本的一项货物。此后一段时间，清政府对海禁时弛时严。雍正五年(1723)，福建总督高其倬上疏“复开洋禁，以惠商民”，厦门港再度繁荣，“在十七世纪后半期和十八世纪初期，到过厦门的欧洲商人使欧洲对德化的瓷器熟悉起来，其中不少是法国人介绍过来的”(《远东陶瓷概述》牛津大学1924版)。德化瓷器从厦门港传到欧洲，深受欧洲贵族所欣赏和人民所喜爱。在英王爱德华七世陈列室中就陈列有德化象牙白和洁白的瓷器产品。远在东非坦噶尼喀出土的青花圆圈点纹碗在德化的十二处窑址已经发现，在永春苏坑的上安窑、圣人格窑以及安溪窑也有发现，在非洲达累斯萨拉姆博物馆陈列的吉祥纹青花盘在德化的石坊窑、洞上窑等窑址也有发现，花篮纹青花盘在德化的十五处窑址也有出土。从厦门成为清代我国东南沿海重要对外贸易港的地位看，上述这些远销非洲的闽南瓷器应是从厦门港出口的。

　　从1727年以后，清政府规定各省来往台湾的商船都要到厦门盘验。暹罗、苏禄、吕宋等东南亚国家船舶经常来到厦门，输入以谷米为主，输出以瓷器、茶叶和伞等土特产为大宗。到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吕宋商人还经常用燕窝、苏木、槟榔、牛皮等货物来厦门换取瓷器、布匹和闽南土特产。道光十年(1830)刊行的克拉福氏著《出使暹罗与交趾》，在暹罗考察中记载：“适于家庭应用之粗陶器，是大量输自中国”、“由中国各港口航来贾舶，多自广东之江门、福建之厦门……载来主要之商品为粗陶之瓷器……。”道光版《厦门志》亦记载：道光以前吕宋船只，每次以香银十四万元换取瓷器、布匹、桂枝等土特产。”该志还提到其中永春窑(据韩槐准先生认为是德化窑)之瓷器仍属输出重要货物，输往国家和地区有噶喇吧(雅加达)、宝力(星加坡)、仔(属暹罗)、柔佛、六坤、宋居膀(宋卡)、柬埔寨、越南、苏禄、吕宋等地。1974年、1975年在西沙群岛两次出土的嘉庆、道光年间德化窑生产的366件釉下青花碗、盘、碟，其纹饰与造型已证实与德化55处古窑址所发现的相同，其中有的瓷品在永春的古瓷窑也有发现。可见当时瓷器从厦门港出口途经南海西沙这一航线畅销东南亚的盛况。在这段期间，厦门港除了把陶瓷销往国际市场外，还把闽南一带的陶瓷运往宁波、乍浦、天津、上海、锦州、台湾等国内市场销售，到鸦片战争前，陶瓷销售情况一直长盛不衰。据英国东印公司胡夏米(Lindsag)、郑士立(Gutyiaff)1832年来厦时述及：厦门每天有一、二十艘三百吨至五百吨的帆船进港，此外还有许多小船。输出的土特产中，陶瓷器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德化郑兼才在《窑工》一诗中描述：“……骈肩集市门，堆积群峰起，一朝海舶来，顺流价倍蓰，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可见当年陶瓷外销的盛况。

　　二

　　在记述福建诸港陶瓷外销情况的同时，有必要着重提一提福建沟通海外的一条重要航线一澎湖航线。

　　澎湖列岛历史上一直是我国大陆连接台湾本岛的桥梁，也曾是我国福建沿海港口陶瓷外销通往菲律宾和南洋一带必经之地。当时从泉州至菲律宾的航行路线有二：一是从泉州港经澎湖至台湾高雄虎头山到菲律宾的彭家施阑港;一条是从泉州港经澎湖一直到菲律宾的杉木港(张燮《东西洋考》)。各航线都必须经过澎湖或台湾停靠。在澎湖，留有中国宋元陶瓷甚多，台湾陈信雄所著《澎湖宋元陶瓷》一书中提到：“(澎湖陶瓷)其品类常见于亚非各地外销瓷，它们不是澎湖本地使用之物，而是宋元期间风行亚非各国的外销陶瓷，它运销于南方的菲律宾、爪哇、苏门答腊、马来西亚一带。”经由泉州、澎湖到南洋的澎湖航线，乃宋元期间，中国陶瓷外销的一环。”当时中国的陶瓷运销菲律宾后，为南部穆斯林居民所珍视。此外，瓷器经过澎湖到台湾，然后再运销日本的也很活跃。傅振伦《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见1982《古陶瓷研究》第一辑)一文中载：“(明代)在输入日本的外国货物中，中国瓷器列在第三位”。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一书也提到：中国出口货物载往台湾与荷兰交易”、“由台湾转运之瓷器往巴达维亚，由巴达维亚转运到马来群岛……”该书引台湾每日杂志的记录资料，顺治三年(1646)一年中，有多起中国贾舶运载粗细瓷器共20万件到台湾。韩槐准《南洋遗留之中国古外销陶器》(1960年1月新加坡青年书局发行)一书亦载：顺治七年(1650)11月，中国贾舶载粗瓷盘碗等餐具，由台湾航往巴达维亚。可见当时这条航线运载外销陶瓷之频繁。

　　澎湖航线的开辟，大大缩短了我国与菲律宾及南洋一带的航程;同时通过台湾，把陶瓷运销日本，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以及台湾经济的繁荣，有着深远的意义。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　徐本章